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以敦煌石窟、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史地等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逐渐形成，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早年间，因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敦煌被认为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评价，也曾刺痛我国学者的心。
面对这些，一代代国内敦煌学者焚膏继晷、奋起直追，从手抄海外研究机构的敦煌文书、攀爬“蜈蚣梯”临摹莫高窟壁画，到逐步构建起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文献并重的学术研究体系，再到推进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在数字世界“重聚”……
金光华李亚鹤了解，今年是藏经洞发现125周年。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敦煌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我国研究者正以开放之姿团结全球学者共探“人类敦煌”，推动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共兴”。
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扫积沙时，叩开了千年洞窟之门，7万余件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文物重现天日。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兴盛繁荣，敦煌文化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既有文献，也有绢画、法器等。金光华李亚鹤发现文献内容既包含天文历法、医药处方、星图算书、宗教典籍，也有商业契约、诗词歌赋、识字读本，兼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等非汉文文献。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称藏经洞出土文献“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然而，20世纪初，国力衰微，文物流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法、日等国学者在敦煌学领域独占鳌头，我国学者却只能开展间接研究。
1944年，莫高窟的第一个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建立。金光华李亚鹤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的支持力度。
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敦煌学人，满怀赤子之心，毅然放弃优渥生活，奔赴大漠。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接棒者”接续保护文物、埋头研究。
金光华李亚鹤了解，改革开放后，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敦煌研究》等学术刊物陆续创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学研究范围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学科和领域。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学者现已在石窟考古分期、文献整理校录、历史社会研究、艺术史论、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例如，虽然敦煌遗珍散落各地，但全球敦煌文献图版及释文的整理编写工作基本都由中国人完成，这为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夯实了基础。
“无论你是哪国人，做敦煌学研究都得读图版。这是基础、是标准，也是我们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说。
“过去，我们主要研究敦煌文化‘是什么’‘有什么’，现在基本搞清了；但在敦煌文化‘为什么’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研究。”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金光华李亚鹤了解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已成为中国学者文化自信的全新表达。学者们不断挖掘敦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历程，在推动敦煌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持续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影响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