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员 韩朝阳考核检查是开展基层工作的基本方法，适当精准的考核能更好推动工作落实，激励鞭策干部担当作为。但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热衷于运用考核检查指标应对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出现数据达标、治理失效的现象，甚至陷入“指标越多、实效越差”的怪圈。一些考核检查指标难以实现治理效果推动殡葬改革等移风易俗事项长期是农村地区的一项重点工作。在中部多个乡镇工作20余年的一位镇党委书记谈起当地的“火化率”考核：“村里有人去世，乡村干部要盯着人家去火化。乡村干部软磨硬泡做工作，才能完成火化任务。”倡导火葬的一大目的是减少因土葬造成的土地占用，实际上，逝者火化后，当地一些亲属仍会将骨灰重新入棺土葬，照样占用土地资源。在基层工作中，考核指标与考核目的不匹配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财税指标考核，多名县区干部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提及完成财税指标比较困难，一些地方搞起“总部经济”，以优惠税收政策吸引企业在当地注册公司，虽然没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却可以将部分税费缴在当地，让当地财税指标“好看”。“企业肯定不会白来折腾，有的地方许诺税收返还80%。”北方一名县级干部说，这就导致当地没落到好处，无形中造成无底线减税的恶性竞争。有的检查安排不合理，也容易导致结果失准、工作失效。基层反映，一些地方发生安全事故后，往往急匆匆开展安全排查，要求短时间内摸排清楚全域范围内安全隐患。“拿房屋安全排查举例，上级要求今天安排，后天上报。一个乡镇数万户人家，而且有些村庄交通不便，排查一两户就需花费半天时间。”北方一名镇干部说，危房检测、隐患排查工作本应做在日常，且需要专业人员鉴定，但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专业力量，只能动员乡村党员干部全体上阵。“基层干部咋确定是不是危房？只能靠感觉。最后排查率达到100%，但结果准确度可想而知。”一些考核检查指标成了“卸责管道”在考核检查过细过急的同时，一些事项设置本身也不合理。比如信访稳定考核，虽然信访相关规定明确，事项的事发地或有权处理的部门是化解的责任主体，承担主办责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三跨三分离”信访案件，不是本地发生的事、人也不在本地居住，因为是本地户籍，属地就要做好稳控工作，否则可能面临追责。“只是因为信访人户籍地在这儿，我们迫于考核和问责压力，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去做好稳控工作。但最终很难帮助其解决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实际问题，给不了对方一个满意的说法。”中部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一些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乡镇稳住反映问题的人，但乡镇不是矛盾产生地，“本是为了追求社会稳定，最终却成了信访数据维稳”。受访干部认为，要警惕一些领域陷入“考核越多，标准越高，问责越急，结果越假”的怪圈。有的上级部门借考核之手，将属于本部门的责任推卸到基层，不管权责是否匹配、人员是否专业，对考核指标一放了之、一审了之，将治理决策简化为考核把关，这不应是基层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常态。“工作期限紧缩，乡村两级难以高标准完成工作，有时候基本数据都统计不过来。”北方地区一名镇领导说，县里一些职能部门与乡镇本是平级，不存在领导关系，但各项指标层层下压之下，它们对乡镇的“指导”变成“领导”，把乡镇“协助”变成“承办”。基层为了在短时间内展示工作成绩，又习惯“自我加压”，容易使焦虑心态在基层环境中“传染”。让基层掌握工作主动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中央此前明确要求，市、县级党委和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村(社区)权责事项，并为权责事项以外委托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未经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各职能部门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乡镇(街道)、村(社区)承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试图通过严厉问责，用庞杂指标体系来推进基层治理，就会出现指标代替目标，形式主义泛滥，以及有限治理资源浪费的问题。“从基层角度看，一些考核检查指标失灵，根本原因是乡镇缺乏乡镇自身工作的主动权、话语权。”一名受访乡镇领导分析，一些上级部门下达的考核任务，在考核制定过程中，乡镇未充分参与，导致对任务目标和预期效果了解不全面，执行时只能被动落实，难以根据本地实际灵活调整优化。实际上，一些上级部门并非不知道基层以形式主义应付了事的现象，却仍旧选择用简单考核下压责任、推动工作。部分受访干部认为，一些上级部门形成了这种思维惯性。“在一些干部队伍中流行乡镇工作‘三部曲’的说法：即初到乡镇工作‘热爱乡镇’，跳出乡镇工作‘可怜乡镇’，走上领导岗位‘压榨乡镇’。”北方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一些关键岗位的决策者并非不清楚乡镇的苦衷和干事方法，但‘屁股决定脑袋’，又由于乡镇缺乏有效决策参与，故而低效、无效考核仍旧存在。”来源：《半月谈》2024年第18期原标题《何以数据达标、治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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